继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后，浙江自2019年起积极推进社会治理领域“最多跑一地”改革。以县（区、市）为重点加快建设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，提升政府公信力，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强、获得感更实、安全感更足。

    “一站式”化解矛盾纠纷

   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县政府旁边的一栋两层小楼前，“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”牌子十分醒目。矛调中心负责人沈高飞说：“如今群众只需要到矛调中心挂号，公检法信访等各窗口既分工又协作，基本可实现矛盾纠纷‘最多跑一地’。”

    安吉县矛调中心是浙江省推进社会治理“最多跑一地”改革的缩影。2019年，浙江省委将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列入2019年重点突破改革项目并扎实推进，目前已覆盖89个区县，形成了县（区、市）、镇街、村社三级联动的金字塔形矛盾化解模式。

    宁波市镇海区近年来持续探索建设以“信访超市”为主体的矛调中心，提供矛盾调解、法律援助、劳动仲裁、诉讼服务、信访调处等“五位一体”服务模式，实现矛盾纠纷“一站式接待、一条龙办理、一揽子解决”。

    沈女士是镇海区一家游乐园的营业员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她和同事的工资没了着落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矛调中心。经过劳动仲裁部门与游乐园老板协商，她和同事顺利拿到今年2月的工资。“以前都说‘有事找政府’，我们哪里分得清什么事找什么部门？‘最多跑一地’让老百姓很暖心。”

    杭州市委常委、余杭区委书记张振丰说，很多恶性事件都源于矛盾久拖不决。“最多跑一地”打造的“一站式”服务不是做矛盾纠纷的“转手掌柜”，而是要做“终点站”，以此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。

    数字化、全网格助力矛盾源头化解

    走进杭州市余杭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，只见这里集合了治理综合信息指挥平台、信访矛盾联合调处平台、公共法律服务平台、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平台、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等5个平台。在巨大的电子指挥平台上，依托于“城市大脑”的精密智控系统让各项矛盾纠纷等社会治理信息一目了然。

    杭州市余杭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晓燕说，余杭的“最多跑一地”改革很大的特色是基于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的智慧治理。线上线下的矛盾诉求统一集纳，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分流处置和反馈，数字化方式收集、智慧化方式预警，实现“最多跑一地”甚至“一地都不跑”。

    信息技术是支撑，全网格式治理的制度基础则为“最多跑一地”改革奠定了坚实基底。在宁波镇海区，有700多个网格和各类矛盾调处社会组织织就“微治理”大网，接到矛盾纠纷的诉求信息后，网格长、志愿调解员、公益律师等组成信访代办员队伍提供“下沉”服务，形成全域社会矛盾纠纷的“流动化解”。

    浙江省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陈旭瑾说，“最多跑一地”就是把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的理念、方法、技术更好地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，解决群众不知往哪跑、来回跑、反复跑问题，助推社会矛盾要素治理向纵深推进，是“枫桥经验”在新时代的升级版。

    据统计，2019年，浙江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0.4%，法院新收诉讼案件由连续多年高位增长转为下降。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，全省各中心共受理各类涉疫事项193.9万件次，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    以“整体政府”打造矛盾纠纷调处全链条闭环

    湖州市委常委、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，“小切口、大治理”式的“最多跑一地”改革，初步实现了矛盾调解纠纷化解从碎片化治理向集成治理、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、突击治理向长效治理、单向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。

    在改革推进中，浙江整合县级综治中心、人民来访接待中心、12345等线下线上工作平台成建制入驻，推动“多中心”成为“一中心”。同时整合纪委监委、政法委、信访等部门力量入驻，还积极吸收行业性专业调委会、法律咨询、心理服务等社会力量进驻。

    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社会治理办主任曾红星说，有的地方同时存在30多条政务类热线电话，而且各部门间还有不少职责交叉、管辖真空地带，也存在推诿扯皮的情况，“最多跑一地”改革就是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。

    与此同时，浙江坚持“调解优先、诉讼断后”，建立“矛盾纠纷调处—司法确认—诉讼引调—代理诉讼”的全链条流程，集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为一体。同时开设领导干部“下访”“接访”，切实为百姓解决困难。

    “已经基本形成了矛盾调处闭环。”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党委委员方敏说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，98%以上的矛盾纠纷在村社和镇街一级的矛调中心就能解决，剩下的则通过区县。一些解决不了的个案，则可以走司法诉讼途径。

（来源：新华每日电讯，转自：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）